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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访谈录

这是一个充满选择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选择焦虑的时代。我们的父辈,一生也经历过下乡、下岗、下海的不同职业和身份的变化,但是更多的是被时代的洪流推着完成了人生的一次次转型。而我们的祖辈、曾祖辈的时代,农民的儿子还是农民,医生、手艺人也都是家传,人的社会角色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基本被确定了。在这个有着选择自由的时代,很多人在二十多岁,甚至是三十多岁的时候,开始为自己的职业选择,和职业所带来的身份认同感到迷茫和纠结。所以我决定做一系列采访,来记录不同人所经历的职业选择中的心路历程。

 

受访者:杰克,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美国人,35

(一)杰克:寻找自我的漫漫长路

杰克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一条曲折向上的线,说“职业的走向和人生一样,都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一条直线向上,而是在摸索中曲折向前”。我们的采访就这样开始了。杰克是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的博士生,他比同级的博士生要大十岁左右。这中间的十年,他去过不同的国家,做过不同的工作,甚至读了好几个不同的硕士学位。

 

杰克从小就是个对人生选择非常清醒和理智的人。中学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职业匹配的心理测试。在那个心理学模型里,工作可以满足人四方面的心理需求,分别用不同的颜色代表:橙色代表趣味,蓝色代表情感,绿色代表好奇心,金色代表成就感。不同的职业在不同方面能够提供的心理满足度不一样,而不同的人的心理需求也不一样。杰克当时分析自己最需要的是工作能够给他带来好奇心和成就感。于是中学时代的杰克搜寻到最符合这种条件的职业是脑外科医生。因为大脑的神奇能带来满足好奇心,而外科医生的社会地位能带来成就感。

 

带着这样的想法,杰克进入了大学。大学第一年结束后,作为基督徒的他跟随教会到韩国进行了两年的福音传教。这在美国大学里也是种比较常见的间隔年形式。然而在韩国的经历在他头脑中产生了一场地震,颠覆了他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传教的工作每天就是和不同的人交谈,谈他们内心真正关心的事情。他发现自己原来非常享受这种和人内心交流的过程,这种人与人之间通过相互的理解和同情而建立起来的亲密感是他以前所不曾体会到的。而韩国崇尚集体主义的文化也同美国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让他对以前认为唯一正确的美国的那套政治体系、价值观、生活方式产生反思。甚至传教的过程也让他开始对宗教产生的反思。他说,韩国就像一面镜子,让他能够更加清楚的认识美国和自己。

 

从韩国回来后,杰克回到大学的同时,也开始在医院做实习。很多人想象中的理想职业和事实上的出入很大,对杰克也是如此。医院的经历让他发现医生的工作方式并不是他所喜欢的,而他对人所构成的文化和社会的兴趣要远大于人身体的结构和功能。而成长在美国中部小镇的他,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研究社会和文化可以作为一种能养活自己的职业。他发现自己喜欢从抽象的层面分析和归纳问题,从事物的表面现象中寻找规律。虽然不是很清楚自己以后要做什么,杰克还是很快将专业从生物医学转为了数学。因为数学是纯粹的分析学科,并且应用面很广。

 

出于对韩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杰克在毕业后申请到了去韩国进行为期两年的语言学习奖学金。在韩国的那两年,也是杰克最感到迷茫的两年。二十四、五岁,本来就是容易迷茫的年纪,一方面人生有多种可能性带来的不安感,另一方面人生在各方面的积累又很少。杰克很快发现,他很喜欢去了解和琢磨韩国的文化和政治,但是想要在韩国留下来生活,选择却非常有限,要么去教英文,要么去做翻译。如果想要一个有发展空间和经济保障的工作,他需要去读一个专业性的学位。

 

于是他回到了美国读统计学的博士。然而博士读到第二年,他却没有通过博士生资格考试,全力复习了六个月,再考,仍然没过。那段时间他害怕见朋友,害怕朋友们认为他是个失败者。他找到教授,教授同意给他第三次机会,但是也告诉他:拿到博士固然是条不错的路,但是拿到硕士学位去工业界也同样有很好的出路。他接受了这个建议,拿了统计硕士学位去了一家统计咨询公司工作。公司的工作让他的能力得到了客户和上司的肯定,但是他却发现自己的热情并不在这里。一年后,他辞去了工作,加入了一家NGO去了朝鲜。在朝鲜的时候,他开始再一次思考自己将来要做什么。他想研究韩国和朝鲜的文化,却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将那作为一种职业。于是他在朝鲜给美国著名高校研究韩国和朝鲜的教授和学者寄去明信片,询问他们的建议。教授们建议他去读社会学的博士,因为这样既可以研究社会,又可以用到他的数学背景。于是杰克先去了一所大学念了社会学的硕士,两年前来到斯坦福继续读社会学的博士。杰克说,进入社会学研究生项目后,他每天早上起床后都特别兴奋,每天和人讨论的、上课和读书的内容都是自己真正感兴趣和关心的。

 

我问杰克怎么看待自己在职业选择上的这十年的尝试和摸索。杰克说,如果我给我妈妈看我今天给你画的这条曲线,她可能会哭。她会觉得我这一路走的太辛苦太不容易了。如果把我的故事讲给另外一些人听,特别是亚洲传统文化下长大的人,可能会觉得我是自私的,因为我没有尽快安定下来尽到家庭和养育后代的责任。我觉得这是个人的选择问题。我选择的是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下的一种生活态度。这种价值观鼓励人追寻内心的激情,实现个人价值。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回答“我是谁”,去寻找自己人生的意义,为此他把其它现实的生计问题都放到了一边。比如我 有个中国朋友,因为家庭的原因,放弃了自己喜爱的专业。刚开始她也很难过,但是很快就接受了那个事实。我看着觉得很可惜,觉得她为什么不再坚持一下。但我也很尊重和理解她的选择。重视自我和重视家庭,很难说孰优孰劣。个人主义有孤独的一面,这些年我也因为不断变换的工作和地点,牺牲掉了不少感情。但是我仍然很庆幸我能有机会去不断尝试和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问:你在学校里呆了很多年,一路靠奖学金生活。你是怎么能成功申请到这么多奖学金。

答:这是多米诺效应。 我在韩国传教的那两年的经历,就成为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当我申请韩国的语言项目奖学金时,那两年的韩国生活经历就给了我筹码。而当我后来申请社会学项目奖学金时,在韩国的语言学习又给了我研究韩国社会的筹码。同样的道理,当你的简历上有了第一个奖学金时,你申请第二个奖学金就容易很多,因为你能拿到第一个奖学金就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当你的简历上有了一串奖学金时,下一个奖学金就顺理成章。当你看到某些人的简历上一连串的成绩的时候,不要就觉得望尘莫及。不妨从放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做起。

 

 

问:你有没有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的时候,你都是怎么度过那个时期的。

答: 在韩国学习语言的时候感到很迷茫,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我的经验是:在迷茫的时候,不要停下来发呆,利用好那段时间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或是去学一门语言,或是去做一个实习等等。

 

问:你有没有在学一个专业或者职业的时候,觉得自己特别不适合。你是怎么完成专业和职业的转型的。

答:读统计博士就不是很适合我,所幸的是,我没有通过博士资格考试,才能转到现在的更适合我的专业。我的建议是:即使一个工作不是自己所喜欢和适合的,也要把这个工作完成好再退出,不要给别人留下的印象是这个人不能胜任工作或是在困难面前退出。再有就是转型的时候要擅于利用自己以前专业的比较优势。我在统计系读研究生的时候,博士资格考试两次未过,觉得自己统计学的很差。 但是转到了社会学系后,统计的背景就成了我的强项,我我在社会学系学习很有优势。

 

问:你对未来五年的计划是什么,你对人生有明确的规划么。

答:我没有太在意以后一定要做什么,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和状态,并没有急于进入下一个阶段。毕业以后无论是做教授,还是去国际组织工作,我都会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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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颖

潘文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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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博士,硅谷生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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