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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金山湾区,你会见到大量的中国面孔,走在华人聚居的街区,中国超市、中餐馆、中药店鳞次栉比,让你疑惑这是国内还是美国。这里的华人主要分两类,一类是高技术移民,大多是先来美读研究生,然后在硅谷找到工作定居下来,他们多从事软件工程师的工作,有套郊区的房子,和两个会弹钢琴并且学习很好的孩子。另一类是劳工移民,他们多来自香港或者中国沿海,跟随亲戚或者同乡来美国的中餐馆打工。

 

对于第一类华人,是我很多师兄师姐的路,也是我很多的同学们正在走上的一条路。而对于第二类的华人,他们的人生和境遇我却知之甚少。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一艘游船上偶遇了来自香港的阿丽,阿丽五十多岁,稀疏的头发和脸上的皱纹显示着这半生经受过的压力和艰辛。迎着甲板上让人放松的微风,阿丽讲起了她的故事。

 

我小的时候,爸爸在美国的饭馆里当厨子,妈妈带着我、哥哥和妹妹住在香港。爸爸每个月把他的薪水分成两半,一半供他自己的吃住,一半寄回香港 。那些年,我们一家靠着爸爸那寄回的一半薪水生活,却也吃穿不愁。那时候对美国很向往,总是听人说美国有多好多好。等到我们都长大了,爸爸为了我们几个孩子将来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费劲周折将我们全家移民到了美国。那年我十九岁,刚高中毕业。同学们知道我要去美国,都很羡慕。等到来了美国,才知道爸爸每月的薪水是一千块,我们全家五口的房租就要九百五十块。于是我和哥哥不得不去餐馆打工补贴家用。刚来的时候,我一句英文都讲不出来。去麦当劳想买个汉堡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在这边也没有朋友,每天都去看几遍信箱,看有没有香港的朋友给我写信。刚来的那几年,我一边工作,一边在附近的社区大学念书。我英文很不好,大学念的很吃力,后来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书也就没有念下去。”

 

在美国,你会见到这么一些中国移民,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却仍然只会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阿丽就是这样,她原本只是说粤语,到美国后的这几十年,她学会了讲普通话,英语却仍然磕磕巴巴。华人在这边有一个自己的生态圈,即使不会英文也可以在这个国家照样生活。这里除了有华人的商店,也有华人的银行、华人的诊所、华人的保险公司。

阿丽顿了顿,整理了下思绪,开始继续讲下去。“我二十二岁那年结了婚。婚后很快有了老大和老二。我和丈夫也贷款盘下了家餐馆。餐馆的经营很不顺利,老大五岁、老二一岁的时候,我们欠下了五万元的债。面对欠债和看不到希望的生活,丈夫选择了逃避,他抛下了我们母子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我和他离婚,他留给我的是五万元的欠债和年幼的两个儿子。为了生活,我又开始去打工,同时做几份不同的工作,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债开始慢慢还清,两个儿子也慢慢长大。有一年给一家人当保姆,好心的女主人对我说,你不妨去考个护士资格证书。她说上一个保姆就是去考了这个证后,在医院谋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我就去试了,我本来也不是读书的料,考了几年没想到竟然通过了。可是医院都嫌年龄我偏大了、英语也不好,我没有能找到护士的工作,这个证书最后也没能派上用场。我现在的工作是照顾老人。这边有不少独居的中国老人,按照美国的习惯,孩子一般都不和父母住在一起,即使父母上了年纪。这些老人行动不便、身体也不大好。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去给他们做饭、洗衣服、带他们去医院。其实更多的时候他们是需要找个人陪他们聊天。

 

“你这些年都是怎么熬过来的啊?”我问。觉得阿丽这些年的生活如此艰难,接连着的希望后的失望。

 

“我相信上帝是爱我的”阿丽说。

 

很多本来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移民,到了美国后,要不了多久就开始去教会读圣经了。与其说是入乡随俗,到不如说是内心的需求。美国是个强调个人主义的国家,个人的自由也伴随着个人的孤独,更何况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的外国移民。教会每周的聚会,大家一起做饭,一起唱歌,说些关乎彼此内心的话,让离群的人们好像又重新找回了归宿感。另一方面,在美国这么个崇尚个人奋斗和成功的国家,宗教同时也给了这个社会失意和失望的人们一个人性的缓冲垫。第一代移民的生活多是不易的,要面对打拼生活的艰辛,和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边缘感。人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上帝,也就不再抱怨人生的不公和焦虑未来的不安。

 

阿丽从小在教会学校念书,她说,那时候学校里也教圣经,但她只是当做故事来读,并不当真。到了美国后,内心的孤独让她找到了教会,找到了上帝。离婚后的二十年,阿丽一直没有再婚。现在两个儿子也二十多岁了,早已搬出去住。我问阿丽觉得寂寞么。她说每周有三个晚上她都会去参加华人教会的活动,教会里还有个专门给离婚人士的小组,大家都有过相同的背井离乡和妻离子散的经历,在一起有很多共同语言,可以相互安慰,相互支持。如果有谁想出去吃饭了,或是想看电影了,就会叫上小组里的人一起。

 

“有想过找个老伴儿么?”我问。

“现在年纪也大了,那方面的需求也没有了。有些人是想图个绿卡,想和你结婚的;如果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头,你过去就得服侍他。如果真有合得来能够相互扶持的,也会考虑,可是那是可遇不可求的。”

 

阿丽给中国家庭照顾老人的工作没有医疗保险,我问她会担心将来么?

她指了指湖对面的山说“你看那山上的草和飞的鸟,上帝都把他们照顾的很好,何况我们人呢。我现在并不担心下一份工作在哪里。现在儿子们也都成人了,我只要能找到份活儿做,也足够我自己租间房子生活了。这次长周末,我也请了个假,出来看看,来加州这么多年,也都没怎么出去玩过”

 

在我看来,阿丽的故事太辛酸了。大概我还太年轻,太在意人生的期冀了。阿丽的人生伴随着期冀,少年时对移民美国过上好日子的期冀,青年时对家庭和开饭店经营自己事业的期冀,中年后对做个职业妇女(护士)的期冀。然后都一个个破灭,年老后,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自己的家。我有同时为阿丽感到高兴,因为她的信仰,我在她的内心看到了一种平静。她身上没有很多中国人身上有的对人生的抱怨和对子女的无休止的担忧。她还在感恩,还在尽量享受生活,这难道不也就足够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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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颖

潘文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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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博士,硅谷生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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